第574章 最后的抵抗（1 / 2）



天佑五年的盛夏，汴京的暑热似乎比往年更烈几分。然而，紫宸殿内，大宋天子赵桓却感到一股寒意，正从脚底蔓延至全身，几乎要让他在这御座上坐立不安。

龙案之上，堆积如山的奏书，几乎全是各部、各寺监、各地方官府呈上来的“告急”文书。而往日此时，本该是各部主官齐聚，奏事议政，处理这些文书的时辰。可今日，紫宸殿内，除了御座上面色铁青的赵桓，下首面色凝重的秦王陈太初，以及几位侍立在侧的翰林学士、内侍省都知外，竟是空空荡荡，鸦雀无声。

六部九卿，诸寺监主官，凡有资格参与常朝议事者，十之七八，告病了。

不是一两个，是几乎整个朝廷中枢，自上而下的、整齐划一的“病倒”。

导火索，是陈太初在江南水患赈灾中，那道“无论官职大小，一经查实，立斩不赦”的严令，以及随之而来、被赋予“先斩后奏”之权的数路巡查御史的雷厉风行。江南官场震动，已有数名县令、主簿因克扣赈粮、贪墨工款被就地正法，更多涉案吏员被锁拿入京。这把火烧得太猛、太烈，彻底激怒了盘根错节的文官系统，尤其是其中与江南利益攸关的派系。

但这把火，不过是引信。真正的火药桶，是陈太初自掌权以来，步步推进、日益触及根本的新政。科举改制动了士大夫的晋升根本与学术垄断；方田均税动了地主豪强的田产利益；整顿吏治、严刑峻法让许多官员如芒在背；而设立“财政部”、“商部”、“巡警部”等新衙门，逐步架空旧有六部权责，更是被视为“祖宗成法”的颠覆，是对他们权力和地位的赤裸裸挑战。

以往，反对的声浪或明或暗，或阳奉阴违，或掣肘拖延。但这一次，他们选择了最决绝、也最具震慑力的方式——集体“撂挑子”。

“官家，”陈太初的声音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寂，他面色依旧带着病后的苍白，但眼神沉静，并无多少意外之色，“看来，有些人，是打算用这釜底抽薪之计，来逼朝廷，逼陛下，就范了。”

赵桓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御座的扶手，显示出内心的焦躁。他登基数年，虽不算雄才大略，但也非庸懦之君，深知平衡之道。陈太初的新政，他起初是支持的，因为看到了富国强兵的希望，也借秦王之手，稳固了自己的权位。但如今，陈太初的步子迈得太大，手段过于酷烈，终于引来了整个官僚系统的剧烈反弹。这“空荡荡的朝堂”，便是最严厉的警告。

“太初，”赵桓的声音有些干涩，“江南之事，是否……操之过急了？如今六部堂官，告病者众，政事几近停滞，长此以往，国将不国啊！”

“非是臣操之过急，而是积弊已深，非猛药不能去疴！”陈太初语气坚定，“江南水患，黎民倒悬，竟仍有官吏敢于赈粮中掺沙，于救命钱上动手脚！此等行径，不杀，何以平民愤？不杀，何以正纲纪？他们今日敢在灾民口中夺食，明日就敢在军费、在河工、在一切关乎国计民生的银钱上动手脚！此次集体告病，正是说明臣触及其痛处，他们怕了！若此时退缩，则前功尽弃，新政永无推行之日！”

赵桓默然。他知道陈太初说得在理，但身为皇帝，他更需考虑全局稳定。“可眼下这局面……政令不出宫门，如何是好？总不能……总不能将告病的官员，都锁拿问罪吧？”那无异于与整个士大夫阶层为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陈太初眼中寒光一闪：“自然不能。但他们以为，离了他们，朝廷就运转不了么？”他转身，对侍立一旁、同样面带忧色的内侍省都知吩咐道：“去，将今日各部送来的紧急公文，分门别类，还有，去将各部现任的侍郎、郎中、员外郎名单，及他们今日是否到署、有何举措，速速报来。”

他这是要越过“罢工”的正职主官，从副手和中层官员中寻找突破口和执行力。

此刻，汴京城内，那些“告病”在家的各部堂官们，也并非人人高枕无忧。

户部（现为财政部）尚书府，书房内。新任命的财政部尚书（由原户部尚书改任，但职权已大不同）王黼，这位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