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09章 书生之气，天下之变（1 / 4）



曾锦谦走了，左宗棠一人坐在书案前。

听着西洋摆钟传来的晚上十点的钟声，他的目光情不自禁投注在桌上那本，摊开的硬皮笔记本上。

据说这是光复军文职人员的标配，他领到时还颇为新奇的翻看过几次。...

车厢微微摇晃，窗外山色渐次铺展，青黛色的峰峦被薄雾轻笼，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。铁轨在脚下延伸，铿锵有声，节奏沉稳而坚定，仿佛大地深处传来的脉搏——不是旧时官道上马蹄踏碎黄土的零落，也不是漕运河上纤夫号子拖曳的悲怆，而是一种被驯服、被丈量、被意志重新命名过的秩序。

钱江棠的手指无意识摩挲着膝上那柄乌木折扇的扇骨，扇面早已收起，只余下冰凉的木质触感。他目光未移，却已将窗外掠过的景象尽数纳入眼底：山脚新垦的梯田层层叠叠，田埂笔直，沟渠纵横，水光映着天光，在斜阳下泛出细碎银鳞；田垄间偶有农人直起腰来，肩头搭着蓝布汗巾，仰头望向疾驰而过的火车，脸上并无惊惶，倒有些新奇的笑意，像看一件稀罕物，而非僭越神明的妖器。

“右公可还记得，咸丰三年，您督师衢州时，曾亲勘浙西水利？”石达开的声音不高，却字字清晰，如石子投入静水，“那时您说，‘沟洫不修，则岁歉必至；圩岸不固，则水患立生。’遂拨银三万两，命工役疏浚龙游七乡河道，又令各县设‘劝农亭’，教民育秧、选种、防虫。”

钱江棠喉结微动，未应。

石达开却并不在意，只抬手朝窗外一指：“您再看——”

远处山坳里，一座灰瓦白墙的屋舍半隐于竹林，檐角悬着一面铜铃，风过时叮咚作响；屋前空地上，十几个孩童正围坐一圈，面前摊着几册纸页泛黄的书本，一个穿青布衫的妇人手持竹尺，正指着书页朗声诵读。车速虽快，却仍能辨出那书页上印着的并非四书章句，而是《耕织图说》《稻桑浅说》一类图文并茂的册子，字迹粗黑，图绘简明。

“那是‘村塾’。”石达开解释道，“不考八股，不录童生，只教识字、算账、看农时、记账目。孩子念满三年，可入‘技工坊’学织机、学铸模、学修铁路的枕木榫卯。大人若愿学，晚间亦开课，教认货单、写契约、算利息。虞绍南说，读书不是为做官，是为‘不被糊弄’。”

钱江棠终于侧过脸来，目光第一次真正落在石达开脸上。那张脸依旧清癯，眉宇间却再无昔日楚军统帅的凌厉杀伐，只有一种近乎沉静的笃定，仿佛他早已将生死荣辱钉在了某处不可撼动的基石之上，余下的，不过是日复一日拂去浮尘的耐心。

“不被糊弄……”钱江棠喃喃重复，声音干涩如砂纸磨过木纹。

“对。”石达开点头，“您当年在浙江设‘清查局’，查的是胥吏贪墨、仓廪亏空；如今福州设‘民情司’，查的是米价涨跌、布匹成色、药铺是否以次充好、码头苦力日薪是否足额发放。前者查的是人，后者查的是事——事若清明，人自不敢妄为。”
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钱江棠膝上那柄未曾打开的折扇：“您这扇骨，是湘妃竹所制吧？老竹斑痕深沉，须十年以上方成。可您可知，福州城外三十里，有座‘竹工局’，专收闽北山中枯竹、断竹、虫蛀竹，以石灰水浸、桐油蒸、铁箍压，三个月后，竟比新竹更韧三分。去年，他们用此法造出五百架纺车，全数赠予沿海渔村妇人，教她们将海藻纤维与苎麻混纺，织出防水透气的‘海绡布’，如今已销至琉球、吕宋。”

钱江棠指尖一顿。

石达开却已转向车窗，指向远处一片灰白相间的建筑群：“那便是福州船政局旧址。原是左文襄公奏请所建，后因经费掣肘，工匠星散，船坞荒芜，唯余断桅残锚，锈蚀如骨。虞绍南接手后，未拆一砖一瓦，只将旧厂房改作‘机械学堂’，请来两个葡萄牙匠师、三个广州十三行通译、还有七个曾在新加坡修过火轮的广东水手，教学生画图、铸铁、校准齿轮。上月，他们试造的第一艘‘福宁号’明轮蒸汽拖船，已下水试航，吃水三尺二寸，载重百吨，日行八十里，不耗一粒米，不需一桨手。”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