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八八一年四月七日早晨，《费加罗报》的主编阿尔芒·德·拉莫特一进办公室，就注意到助手的眼神慌慌张张的。
他不满的“哼”了一下：“什么事情，这么紧张？”
助手从桌上拿起一份稿子，递给拉莫特：“这份稿子，编辑们都不敢决定是否采用……”
拉莫特嘟囔了一声：“胆子怎么能越来越小，我们是堂堂的《费加……》”
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助手后面的补充给噎下去了：“是莱昂纳尔·索雷尔先生的稿子。”
拉莫特手抖了一下，雪茄烟灰掉到了稿件上，他手忙脚乱地拍掉了：“以后给我这种稿子，先说名字！”
助手不敢多嘴，只能答道：“明白了！拉莫特先生！”
拉莫特没空多训斥助手，攥着稿子急匆匆就进了办公室，坐下来细看。
文章的标题就让他的眼皮跳了下，《被荣耀的，与被阉割的》。
“荣耀”和“阉割”，两个极端反差的词汇放在一起，不仅刺激眼球，而且让拉莫特嗅到了某种“血腥味”。
果然，莱昂纳尔在简述了一些印度精英在伦敦的“轶事”之后，就开始“火力全开”
【印度王公与富商可以因为“对帝国的贡献”获得爵位、勋章，还有皇家宴会的邀请……
但殖民者仍然只会将他们视为“异域的臣民代表”，如同博物馆里陈列的异域珍宝。
他们是用来证明帝国文化有多么“包容”“平等”的工具，但不会真正被接纳成为社会成员。】
紧接着，莱昂纳尔深入分析了殖民教育的目的，这也是伦敦的印度精英们最引以为傲的一点——
【殖民者在殖民地推行教育，其根本目的并非为了启蒙或实现平等，而是为了制造一个中介阶层。
就像英国在印度培养一群有印度血统、但拥有英国思想的臣民。
他们需要本地人来协助管理，需要有人能理解他们的指令，并以本地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执行。
这些被选中的精英，成了殖民体系中的齿轮和传声筒。】
然后，他抛出了文章最核心、也最尖锐的观点——
【殖民者教会了他们知识，却也用这知识阉割了他们的精神。
他们被教导要仰望殖民者文明的光辉，却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灯。
他们能引经据典，比英国人或者法国人更熟悉莎士比亚、伏尔泰的名言，却以母语为耻；
他们模仿欧洲人的言行举止，穿最贵的定制西服，上最好的贵族学校，却永远不被接纳为“文明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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